为什么ISIS被斩首, 却无法除根?——愈演愈烈的伊斯兰”瓦哈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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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 《文化纵横》杂志社

据外媒报道称,近期极端组织ISIS最大头目巴格达迪被美军击毙。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巴格达迪已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覆灭,更不代表中东战乱漩涡的终结。本文作者认为,要理解ISIS对今天国际秩序和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必须跳出美国“反恐”和“文明冲突”的话语框架,看到ISIS“建国”的特殊理念,源自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权的平等政治意识。需要反思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不平等政治下的对抗,为何却被原教旨主义及民粹主义这种分裂的政治主张所替代?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据报道,由于分歧明显,近期七国集团峰会(G7)或将打破44年惯例,首次在会议结束时不发表联合公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经贸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伊朗油轮事件、《中导条约》被废、阿根廷市场崩溃、日韩经贸争端、印巴冲突升级等密集爆发。种种迹象显示,全球正进入危机化阶段,尤以经济泡沫、贫富不均、生态恶化为典型,而资本主义内部却难以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的出现极大反转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进程都在改写人类图腾。本文从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形态入手,剖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秩序的周期规律及其政经后果,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是“萧条收缩期”在新局势下的表现,未来世界秩序很可能在长期混乱、失序中缓慢变化,并呈现出新兴权力中心与传统权力中心“双元并存”的格局。本文为《文化纵横》2019年8月刊“全球变局”专题的第二篇文章,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伊斯兰的瓦哈比化:

资料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由资本运动的国际规律所决定

ISIS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

■IS是国际体系失灵的产物

当代国际秩序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今天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规律,较之地缘的、民族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具有更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探究国际秩序的演变,必须首先探究资本运动的规律。

“恐怖主义”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

当前,世界似乎正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的年代。最直观的感受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其中又以“伊斯兰国”的肆虐最为引人关注。最近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如俄军事介入叙利亚、俄客机遭袭坠毁、巴黎恐怖袭击、土耳其击落俄军机等,都与IS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个极端组织已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搅局者”和国际反恐的众矢之的。

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资本增值。为了获得利润,资本主义有组织有目标地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最终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其次,为了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必须是规模化生产,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克服小农生产的分散化、低效率;第三,资本主义天然倾向于商品、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崇尚生产力的全球合理分工,推崇资源的全球均衡配置。资本主义的终极理想,一定是世界市场。

阿拉伯动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近些年,阿拉伯半岛上冷战时期形成的强人政府在各种力量影响下纷纷倒台。而今天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国”便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的环境下诞生。如果简单地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语境下将其看做“恐怖组织”,便无法真正理解它对今天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

“伊斯兰国”既是中东秩序崩溃孕育出来的怪胎,更是国际体系失灵的结果。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有三种塑造力量:资本、霸权和新自由主义。资本的本性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背景下,资本只有进行全球扩张,才能获得更高利润,由此使其成为塑造国际体系的核心力量。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则分别是这种资本扩张的帮凶与帮闲。从19世纪开始,武力就开始为资本全球扩张张目。尤其在当前金融资本主导之下,西方大国的动武标准甚至已不再是扩大市场,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迫使资本回流西方,实现自身经济繁荣。新自由主义则是裹着理论外衣,忽悠后发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减少管制等,为跨国资本“开门揖盗”。

资本主义从萌芽、成长到成熟,有近500年的时间,而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席卷全球,国际秩序主要由资本主义所塑造,而资本主义秩序主要的体现形式,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了构造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资本主义掀起一轮一轮的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组织革命,并推动血腥的殖民战争和世界性战争,其根本动力,乃在于构造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性市场。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种种强制的与软性的力量推动下,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逐渐扩及全球,形成了日益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及法律和意识形态体系。

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语境下,“恐怖主义”被大致界定为非国家组织针对政府与社会进行的以制造恐慌为目标的暴力活动,其目的一般为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行动,而称之为“主义”似乎也在暗示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无政府及混乱的世界图景。但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中,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今天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战乱中兴起的“伊斯兰国”对世界秩序的深层次挑战。

“资本奴役”的结果就是使世界日趋失衡:国家内部是“1%对99%”的严重阶级分化;国家之间则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最终形成“中心与边缘”结构。这种不平衡结构不断滋生出动荡与危机,制造出弱势国家与弱势群体。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国家与其相伴成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开展,资本主义逐渐摆脱封建领主及宗法制的国家形态,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的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无不以构建独立的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为前提。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构建过程,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虽然资本主义依赖民族国家权力的保护,尤其在跨越主权边境之际,但资本主义特别忌惮国家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为此,资产阶级经常会齐心协力抵御国家权力的延伸。在当代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权力日益被全球性的资本所左右。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伊斯兰国”与一般意义上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它有明确的建国目标以及治理行动。在政治目标上,它们与以驱逐西方入侵者为目标的反抗游击式的基地组织决裂,进而宣布自己的领土目标与治理理念。在政治行动上,它们在控制的领土内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在其控制的领土内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立奴隶市场等。

伊斯兰世界便是这种国际旧秩序的典型受害者。资本全球化使越来越多中东国家日趋脆弱和边缘化,很容易成为西方转嫁危机的牺牲品。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最先倒下的反倒是埃及、突尼斯等边缘国家。同时,美国等国不遗余力地对中东“激进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发动战争或策动“颜色革命”,目的之一就是方便国际资本往来驰骋。在这种破坏性极强的国际旧秩序下,一些中东国家日趋衰败、动荡乃至成为“失败国家”。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运动,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循环特征,在大的繁荣发展周期之后,常会伴随一个长时段的萧条收缩周期,出现典型的景气循环,亦即马克思主义指称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生产和贸易的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经常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有效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永远无法满足商品生产的速度,过度竞争总是将平均利润率降到生产成本难以补偿的水平,此刻,资本主义便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在萧条和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经常会出现与繁荣发展期非常不同的种种表现,体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特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会产生强烈的反自由主义的国际思潮。

“伊斯兰国”不像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帝国。它没有明确边境,内部的认同基础在宗教层面上是极其单一的,但从其民族成分上来看,却又非常多样。

“伊斯兰国”正是这种恶劣政治生态环境的产物。虽然该组织的思想极端行动暴烈,但也带有打破现行秩序企图,因此对一些全球化中的失意者、失败者和边缘群体产生了蛊惑力。当前国际秩序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认清这一问题需要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战略策略水平。但IS显然做不到这点,相反它只是想要利用这种危机来实现其极端目标。

回溯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人们会发现,逆全球化现象总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发生,在逆全球化潮流推动下,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经常成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败的国家和人民的不自觉选择,而这些逆全球化思潮又会加剧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现象的循环往复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日益成熟,“战争与革命”的交替现象得到管控。但从长时段观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克服,逆全球化潮流,仍然可能孕育出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

“伊斯兰国”的特殊性,必须从其政治上提供的那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大同想象开始谈起。ISIS组织名中所使用的“الدولة”发源于公元10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其本意有回转、时间段的意思,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概念不同,“al-Dawlah”更接近“王朝”的意义。

因此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只有节制资本、反对霸权,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国际体系的危机才可能缓解。而IS虽然折射出了问题,但其本身及其所思所为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或群体,都应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又一轮萧条收缩期,当前的种种逆全球化思潮,均可从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同时,这个词还强调了一种政治合法性在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交替,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学家用“dawlah”来描述自身这种旨在替代伍麦叶王朝,继承伊斯兰“天命”的行为。

(作者: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演变的周期性特征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也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政治叙述里“汤武革命顺乎天”中“革命”一词的意义。恰是在19世纪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浪潮中,这一概念中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理想政治想象渐渐消失,被西方概念中的“国家”所取代。

资本主义秩序扩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跳出当前简单的“反恐战争”话语来看ISIS,便可以发现在地缘政治诉求之外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

过去200年,资本主义秩序分别经历过3个繁荣发展期与3个萧条收缩期。

ISIS所要求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除了是一个伊斯兰政教一体的理想“乌玛”之外,更是一个复古的帝国企图。其所希望继承的,便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个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

1848~1875年,欧洲工业化大规模发展时期

与之前的萨拉非主义原教旨组织相比,ISIS同样也以对伊斯兰教法的狭隘诠释为基础,并对物质生活方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霸权主义侵略进行暴力对抗。然而,
ISIS的政治想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19~20世纪阿拉伯与中亚伊斯兰国家旨在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武装“圣战者”运动,而变成了一种主动向外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主义。

1848年之前,欧洲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前提。此后,大规模工业化在欧洲主要国家全面铺展开来。在此期间,棉纺业、钢铁业、交通运输业呈几十倍的增长,国际贸易在这段时期增长了260%。

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极端力量,对美国全球霸权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进行了全球性的挑战。这在美国保守主义观察家看来,代表了“宗教的东方”对“世俗的西方”进行的挑战。

1875~1896年,通货紧缩的年代

这种文明冲突式的表述预设了西方语境下的“文明”概念的普遍性,将这种暴力对抗简化成了对现实“美国利益”的挑战,将暴力本身归结于伊斯兰作为“前现代”宗教与“现代”秩序之间矛盾的结果。

此前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每隔7~8年就来一次的景气循环,却对长达20多年的通货紧缩全无准备。在这一轮萧条期中,虽然物质生产总量仍然增长,但价格却持续下跌,其中铁的价格累计下跌50%,小麦价格下跌60%,英国平均物价下降40%。

这样一来,这种暴力“圣战”得以在伊斯兰世界中生长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便被忽略。进而造成诸如9·11一类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被看做是一群人主导下的“突发事件”。

1920~1939年,一战后的萧条期并转向大危机时期

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条约”体系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衡,由战争开启的社会矛盾冲突此起彼伏,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并最终由美国的经济危机而引爆1929~1934年的全球大危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衰退。美国的兴起及其建立的世界秩序继承了欧洲19世纪国际法体系构建的民族国家秩序,并试图将其边界延伸到欧洲之外的世界中去。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性地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率,其残酷性也动摇了这种欧洲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普遍性。

1929~1939年间,国际贸易萎缩三分之一,国际借贷下降90%以上。在此期间,美国出口下跌一半,近半数房贷无法归还,数千家银行受牵连而倒闭。大危机最惨重的后果就是大失业,1932~1933年,英国失业率23%,美国失业率27%,德国失业率则高达44%。

在欧洲国家大战正酣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积极宣传下,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普世道德权威”继承人。他用“权力的社群”替代维也纳体系强调的“权力的平衡”。

1948~1973年,战后黄金期

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来自于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自由贸易。威尔逊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建国的政府,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如此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单单符合自由和平的人类道德目标,也符合美国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开始自觉放弃部分自由主义的绝对信条,而改用国家积极管理经济的路线,并同时将各国的经济事务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性管理框架,资本主义出现了近30年的黄金期。

作为美国挑战欧洲殖民秩序贸易垄断的普世性话语,“民族自决”在一战时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想象平等政治的有效途径。然而,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民族自决背后的支撑力量则是军事干涉主义。威尔逊时期,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独立战争,通过武力向韦尔塔将军施压,迫使其下台。1915年,威尔逊又授权美国武装入侵海地。这种在枪炮下推行的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激起了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们的反抗。而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对威尔逊新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之后,很快也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替代。

在此期间,世界制造业增加了4倍,国际贸易增加了10倍之多。与此同时,欧洲纷纷采用福利国家制度、混合经济制度,推动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呈现出日趋稳定的态势。

从本质看来,20世纪初期美国兴起时被作为全球战略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并未真正走出19世纪欧洲维也纳体系中那种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贸易差序霸权。其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在绝对主权观念与自由贸易基础上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认识。

1973~1990年,滞胀时期

这种认识框架下的“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所有权。从财产所有权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实际上是基于现实主义结构框架下的。这种实际上的现实主义政治也使得自由和平等从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蜕变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对所有权的争夺,以及对于政治体制排他性的认同方法。在此基础上实践的“民族自决”最终必然无法承担平等政治的大同任务,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世界政治的碎片化危机。

战后30年,资本主义对付周期性危机的办法,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创造需求,抹平经济波动周期。但由于市场有效需求的瓶颈始终无法突破,渐渐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却同时发生的“滞胀”现象。由于货币超发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刚性约束,各国莫不债务缠身,在近20年的滞胀期,经济增长停滞,通胀与失业率同步上升,欧共体失业率最高时达到9.2%,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富国与穷国的鸿沟更是日益明显。

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这种危机的表现便是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以“9·11”为里程碑,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军事威胁,并进而对全球新自由主义政治及治理提出挑战。美国“反恐战争”
这种冷战式的观念,便是这种意识形态冲突的具体化表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内部所蕴藏的结构性问题的直接体现。

1990~2008年,后冷战红利期

民粹主义在全球的迅速崛起,种族意识复燃,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一体化市场努力的阻挠力量,也直接对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碎片化的倾向体现为一种在种族主义话语遮蔽下的阶级冲突,进一步展现了“后冷战”时期希望政治消亡的深层次影响。

1990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东瓦解后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原有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已形成的分工体系被打破。这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冷战之后的十几年,苏东国家的经济体系基本为欧美资本主义所重组。

正是当代国际政治普遍主义话语中存在的这种逻辑困境,使其无法对当前国际社会已有的主权体及制度形式作出有包容性的合理阐述,也无法对诸如“伊斯兰国”这类“反现代化”的政治方式作出有效批评,更无法对由私有企业、国家或各类经济贸易体垄断形成的霸权及不平等作出回应。

与冷战结束相伴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国以其巨量的人口、良好的教育、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加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在与西方技术、标准、资本的对接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西方资本主义则实现了巨额剩余价值。

这种差序且排他的普遍主义话语一方面把“边疆”僵化为财产所有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霸权扩张的暂时边界。而发生在这种“边疆”内的种种问题,被冠以“文明冲突”的标签,人为的将其与“中心”发生的不平等政治下的对抗区别开来。

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滞胀,资本主义曾出现里根-撒切尔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改革,由于这轮改革恰与冷战结束重合,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具有了外部的市场空间,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繁荣期

不可否认,伊斯兰成为一个问题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兴起的。今天的文明冲突论述,企图将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促生的对抗合理化为本质性的差异。更广大的中亚第三世界国家在今天重新走回了世界全球化的视野当中,只是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世界不再是全球政治想象的可能性空间,而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全球安全漏洞。这种安全在反恐战争的话语中,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武器。


而通过对反抗问题的反思,本文希望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保护运动交替发生

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权的平等政治大同关怀,到了今天却被原教旨主义及民粹主义这种分裂的政治所替代?

自由主义一般发生在资本主义扩张期,在效率原则的驱使下,社会生产力会得到极大发展,而反自由主义则一般发生在自由主义扩张过度、秩序失灵之际。每当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萧条期到来之际,国际秩序便会呈现出与自由主义秩序截然相反的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等便会取而代之,这些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它反映了社会的自我保护倾向,是对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弊端的矫正。

今天阿拉伯地区的问题,来源于二战后去殖民建国运动及强人政府的崛起。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完成了国家机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然而,这种体制上的现代化运动并未真正伴随中国式的社会革命现代化过程。

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动中,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反自由主义的逆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经常孕育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

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传统主义基础的伊斯兰教并未能经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这是所有发生彻底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海湾君主制国家里,这一现代化过程仅仅发生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层面。意识形态上,它们仍旧停留在建立于部族习俗基础上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派的冲突,与部族认同密不可分,2010年末出现的阿拉伯动乱实际上存在几个重要前提。

政治上,
由于自由主义失灵,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会发生剧烈变动,宪政体制经常为专制独裁政体所替代。1938年,由于经济危机,全球35个立宪政体国家,有18个成为独裁体制。经济上,随着自由主义企业制度的混乱失效,跨国公司等垄断型企业组织形式便会出现,将众多企业之间的外部交易,转化为公司组织的内部计划管理,借以避免市场竞争的风险,并降低公司组织的运营成本。社会思潮上,自由主义的竞争走到尽头,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会迅速兴起。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社会思潮主要是右翼民族主义、右翼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们多以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诉求,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在竞争中失败的中产阶层及社会下层。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也在危机中蔓延,并迅速成长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运动。

首先,是强人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主权的丧失,以及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强大;其次,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的收缩与向亚洲的转向;再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造成的区域阶层不平等,以及作为其对抗力量的伊斯兰主义的扩张;最后,则是海合会国家针对地区与伊斯兰事务领导权问题的争夺。

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性战争及其管控

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成

人类近代以来的两次世界性战争,均发生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巨大紊乱之际,直至美国霸权领导的国际秩序出现,资本主义才开始避免世界性战争的再度爆发。

现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出现于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之后。在这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基础来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帝国。19世纪,又在欧洲殖民秩序中,诞生了一批殖民托管国家。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政治表述中,这一过程被简单化为一个线性的过程,现代化被看做是阿拉伯世界脱离宗教的蒙昧,走向世俗社会的简单过程。然而,这类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线性阐释却无法对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作出合理解释。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些因素却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一代学者重新从殖民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历史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有价值的反思。他们超出了一般性西方中心现代化叙述的单一视角,以伊斯兰律法与西方式的现代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为基础,对伊斯兰内部的变革话语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类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出发的讨论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来自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疆。

第一,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期,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列强,打破了国际体系的平衡。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出现,从1870~1913年间,德国工业飞速成长,进入了史称“企业振兴”的年代,其对外贸易的总量,由初起时的不到当时霸权国家英国的一半,到大于英国的国际贸易量。此后的德国海军扩张计划、德国对殖民地争夺的冲动,打破了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形成的势力均衡体系。

今天影响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绝非是文明冲突与西方基督教中心眼光下的“伊斯兰化”或者是“伊斯兰极端化”,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问题应当被看做一场伊斯兰的“瓦哈比化”,即一场以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区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习惯法为核心的对世界伊斯兰信仰的改造。

第二,出现了1875~1896年的长期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加剧了经济竞争,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一战之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平均关税都在20%以上,1897年前后,美国的平均关税竟高达57%。

瓦哈比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内志省,这种基于贝都因部族习俗的伊斯兰教法宗派是今天ISIS的理论基础,其创始人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明确希望通过这样的教法改革,清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伊斯兰教内部带来的神秘主义、求智主义倾向。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穆罕穆德·本·沙特结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护及经济支持,而瓦哈比信众则为沙特家族对抗奥斯曼统治、统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权利、清除基督徒犹太教徒、进行领土扩张等“圣战”行动提供意识形态论证。

第三,帝国主义出现。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各国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纷纷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并进而与国家间政治军事竞争紧密纠缠,从而最终促成帝国主义的形成。

在约翰·伯克哈德看来,瓦哈比教派信众类似于基督教中新教清教。他记录到自己在叙利亚境内遇到的贝都因瓦哈比教徒无一对伊斯兰教有任何“真正”的理解。他们依照村落部族为单位,听从教长的指示,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形式上的规定。在这种瓦哈比主义的社会结构里,个人与教权最重要的联系体现在缴纳天课的义务上。与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伊斯兰信仰相比,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奥斯曼“哈里发”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却严格遵循分散各部族教长的权威,以《古兰经》为唯一真理,进而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教权结构。

第四,为了扩大市场空间,资本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冲动达到高潮。此刻,帝国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瓜分竞争,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诱因。1876~1915年间,英国的领土扩张了400多万平方英里,法国扩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各自扩张了100万平方英里。

直至今天,沙特,特别是来自沙特境内的个人,仍旧是这类瓦哈比主义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看似极端排外的原教旨主义到了今天,特别是在ISIS的进一步诠释下,却被装扮成了全球穆斯林的新希望。

第五,出现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此前的欧洲,由相互钳制的大国构成了势力均衡的国际体系,由此确保了欧洲自1814年以来的“百年和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导致建立其上的国际体系被动摇,欧洲各大国被迫重新站队,逐渐形成彼此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

据西方媒体报道,至今为止有超过500名的ISIS成员来自法国、英国。另有消息说,ISIS战士里先后有超过2000名欧洲人及100多名美国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ISIS迅速兴起得益于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内乱,前者主要是以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为核心,后者则表现为对阿萨德政府的武装对抗,ISIS在叙利亚的活动借助了西方政治话语中“反专制”、“反极权”,以及“人权”等普遍主义概念,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成员。ISIS意识形态话语非常强调通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生活方式的推广来对抗西方影响下的物质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瓦哈比本人之外,ISIS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资源还有其他两名古典伊斯兰教法学者:伊本·塔米亚和其弟子伊本·卡亚米。两人均属保守主义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信徒。伊本·塔米亚出生于13世纪蒙古入侵时期的哈兰,在他看来,积极对抗蒙古人对阿拉伯的入侵是伊斯兰的一种圣战。这种“圣战”是穆斯林得以获得最终幸福的道路。在伊本·塔米亚看来,伊斯兰的本真理解仅体现在所谓“伊斯兰原初三代”中。当然,即便是对“原初三代”的教法解释在萨拉菲派内部也并不统一。今天以沙特为主导的瓦哈比主义,其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特色,是希望通过对瓦哈比主义团体的支持,进而达到统一教法解释权的目的,而ISIS的活动,从武装上为这一教法统一的努力提供了帮助。

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世界出现了许多与一战前极其相似的现象,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败及其后果。

这一点,从ISIS所谓的“哈里发”的名字中便有很明确的体现,用地名而非家族名作姓体现了罕百里学派及瓦哈比主义的重要特点。而Abu
Bakr则是萨拉菲主义者强调的正统四大哈里发时期第一位哈里发、先知穆罕穆德的岳父阿卜杜拉·伊本·阿比·库哈法的通俗称谓。这种认主独一、反对奢侈生活的原教旨主义教法诉求实际上成为了今天ISIS对抗新自由主义普遍话语的有效武器。

第一,出现了一战结束之后的长期经济萧条及1929~1934年的经济大危机。萧条和危机导致大面积失业和严重的社会冲突,并进而引发了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ISIS的政治想象

第二,德国在魏玛共和政治失败后选择了法西斯道路,德国在纳粹的统治下再次崛起。法西斯主义以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追求,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段,誓言打破英法强加的凡尔赛条约体系。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长为世界级列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之中。

仔细分析ISIS及其重要前身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拉克分部,和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的政治话语,我们便能发现它展现的是一套完全与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不同的普遍主义逻辑。

第三,1930年前后,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失衡,英国、美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继而迫使各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由此导致国际通货发生危机,这对当时已经日益国际化和货币化的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首先,与当代观察家们描述的不同,ISIS宣告成立的“哈里发国”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哈里发”制度的反叛而非继承。

第四,随着德国崛起的加速和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世界再次分裂成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政治对抗集团,世界性战争被再次引爆。

1299年成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继承了伊斯兰教传统里的哈里发制度,然而在其边疆省份的阿拉伯人看来,这一突厥人建立的帝国实际上是对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ISIS建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从其形式上,极大地模仿了公元13世纪灭亡的最后一个阿拉伯帝国王朝——阿巴斯王朝。其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便直接让人联想到阿巴斯王朝的纯黑色军旗,黑旗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重要的战争隐喻,通过对中世纪教法学者伊本·马贾整理的《圣训》中一段神秘主义表述的重新阐释,阿巴斯王朝借此赋予其领土扩张战争以神圣意味。这段圣训中最被今天原教旨武装圣战支持者引用最频繁的一段话是:

美国秩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管理手段的渐趋成熟

“从东方会升起黑旗,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杀死你。……如果你看到了从呼罗珊来的黑旗,要排除万难加入那支军队,因为这是马赫迪哈里发的军队,它会长驱直入到耶路撒冷,无人可挡。”

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周期性运动,一方面它一步步扩展至全球,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纳入到这一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它也不断酝酿着贫富分化、大规模失业、社会动荡等各种弊端,并激发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反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社会思潮。

在这段隐喻中所指的呼罗珊含混地指代今天阿富汗及周围广大的中亚地区。近来愈发受到美国反恐战略重视的叙利亚内战武装组织“呼罗珊集团,其成员据称也大量来自于该地区的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立。相较于二战之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秩序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再任由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肆意泛滥;其次,搭建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协调了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形式相互竞争的矛盾和冲突;第三,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秩序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两大冷战对抗集团,冷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团结,逼迫资本主义改善自身的统治,推动了福利国家、工会组织等柔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此逐步走向稳定成熟;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核武器,世界各大国之间能够确保相互摧毁,这使得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世界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不再可能。

从其假想的行政区域来看,ISIS构想的新阿拉伯世界帝国是以阿拉伯半岛,特别是瓦哈比主义诞生的内志地区为中心的。然而,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差序结构却被一种暂时的穆斯林统一想象及在此基础上的“民主”话语所掩盖。

金融危机的深化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演变

2006年,ISIS前身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6名武装分子发表了一段被称作“沐香者誓词”誓言。誓词表示:

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尽管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但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了一次较长时段的萧条收缩期,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没有从这一轮萧条期中摆脱出来。

要“团结一切受什叶派和十字军压迫的逊尼派兄弟,帮助所有受压迫者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即便付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将安拉的语言在世上重奉为至上,复兴伊斯兰的荣光。”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定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而再看2004年1月本拉登在半岛电视台上发表的讲话,也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犹太–西方联盟的十字军对伊拉克的占领,将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称为“宗教经济战争”,并将对这种占领的武装反抗称为“圣战”。

三角结构的解体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塑

这份宣言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份调动伊斯兰传统资源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政治宣言。宣言中充满了对各类标签的感情式使用与对伊斯兰教法词汇的策略性含混。他声称,穆斯林兄弟们当前苦难的境遇,源自于“我们……缺少对伊斯兰宗教系统与正确的认识”,他批评了阿拉伯世俗政府受到西方影响,而将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穆斯林兄弟。这些人实际上与西方执政者们一样,均在议会政治与民主话语的掩盖下谋求个人利益。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也引爆了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过剩。在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有机环节,世界范围内事实上形成了“西方消费购买——中国生产供应——第三世界提供原材料”的三角结构,中国以其低价高质的劳动力、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生态,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环节,出现了中国“买全球、卖全球”的独特分工结构。金融危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三角结构,西方购买力出现严重下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第三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2008年金融危机,日益显现出美国的金融泡沫危机与中国的物质生产过剩危机相互叠加的特征,危机的世界性含义十分明显。

本拉登号召,解决这种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伊斯兰本身,他遵循传统的瓦哈比主义,号召一种多中心的对抗模式,在他看来,各个群体都应当有一个他们所支持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主要来自于教法精英。这种多中心的组织模式在意识形态层面又是统一的,其目的通过精英组成的议会来实现,他们不但是教法权威,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伊斯兰政治权威。这一结构,构成了今天ISIS基本的政治系统,而哈里发的存在,无非是在其之上添加了一个象征性的神圣权威,回应了那种延续阿巴斯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历史想象。

国际经济的三角结构已经打破,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势必面对深刻的经济调整和政治调整。危机之后,中国进行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创造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结构,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已由危机初的30%上升到2018年的60%,二是启动“一带一路”计划,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带动过剩产能的输出。与此同时,美国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欧洲则在债务危机之后面对重新整合欧洲经济的艰巨任务。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充满了诸多矛盾、冲突和竞争,尤其是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前景有着诸多不确定性。

作者:殷之光


来自:文化纵横额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经济力量的博弈

2008年危机之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形态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世界贸易中的60%~70%都是中间品贸易,终端产品占比日益下降,跨国公司的分包转包业务链条越来越长,商品生产日益模块化、平台化,一个产品往往分散在几十家上百家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国家工厂里,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深入地分布全球。

这种贸易形态,推动跨国公司和发达经济体不断鼓吹“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的世界贸易规则,以进一步降低国际贸易的跨国成本,为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服务。

与上述全球化深化的趋势同步,是大规模贸易战的爆发,美国特朗普政府挟其民粹主义的选票优势,以高关税为武器,向几乎所有美国贸易入超国家开战。

贸易战大棒下,贸易与投资预期紊乱,业已形成的全球化产业链遭遇猛烈冲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新的抉择——或者退回到以领土企业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重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者齐心协力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当前全球化形式的资本主义。

根据历史经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对周期性危机时,一两个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就足以破坏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引发连锁反应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破坏秩序的动能来自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经济萧条越是持久,危机越是不可逆,则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破坏能量就越大。

逆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思潮

政治思想方面:自法国大革命开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先河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波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宪政体制。第二波发生在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期,战后大量独立国家相继仿效西方建立了立宪政体。第三波发生在1980年代前后,并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达到高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出现危机,传统老牌政党纷纷式微,政治代表性大面积丧失,民主宪政体制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的分裂政治弊端,大量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失败。未来10年,这一西式宪政危机的状况尚看不到根本改善的迹象,并可能伴随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遭遇更大的挑战。

社会思潮上:第一,自由主义正面临退潮周期,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会大规模兴起。在贫富分化、大面积失业、人心焦虑的时代,自由主义日益丧失人心,并难以应对突然袭来的社会动荡。

第二,社会保护的浪潮首先会以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右翼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反民主、反外来移民、反金融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于上世纪90年代退潮之后,当代世界失落的底层大众与地位日益不稳的中产阶层,首先拥抱的是右翼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

第三,左翼社会思潮会以无政府主义形式表现出来,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荟集了法国社会各种芜杂的政治主张,但其本质是无政府主义,是失去了组织力量支撑的左翼大众的政治表现形式。

第四,极端宗教主义会反复兴起。极端宗教思潮本质上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反抗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由于现代化道路实践的一再失败,由于当代国际秩序一再将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结构固化,第三世界人民会以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进行反抗。

新技术革命与组织革命的酝酿

针对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一般都会推动大力度的内部改革,其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推动技术革命。新技术的发展有升级型和颠覆型两种,前者会导致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增加产品竞争力,而后者则意味着原有的生产力被大面积消灭,新的市场需求被大规模创造出来。而颠覆性技术一旦出现,则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社会意识方式均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化同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正不断突破。“互联网+传统产业”的冲击波,已经改造了媒体、商业、物流、金融、娱乐乃至一系列行业的商业形态和组织方式。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5G等技术的突破,正酝酿各种智慧型新产业。加之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人类社会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的萧条期,往往又是企业组织革命的酝酿突破期。一战前后出现了福特主义的管理革命,二战后跨国公司取代了传统的领土企业组织形式。当下,信息技术革命诱导的企业组织方式变革正方兴未艾,其基本特征是平台化、网络化、模块化,官僚主义的科层制管理日益不适应信息化时代,并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体系的松动与双元权力格局的形成

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的传统盟国体系不断松动,“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加上中国、俄罗斯等力量的崛起,正不断瓦解冷战前后形成的美国同盟体系。这一体系既造就了美国霸权,事实上也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当前,新的结盟关系正在酝酿之中,其最终会否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取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化程度。如果世界经济有幸摆脱二次金融危机,则地缘政治的相对平衡仍可维持。而如果世界经济在贸易战及其他因素的推动下再次滑向危机,则国际秩序现有的体系必然会被打破。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变规律还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霸权便会发生转移。意大利学者阿瑞吉将资本主义霸权的百年更替总结为不同的体系积累周期,每过差不多100年,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便会出现,逐渐取代旧的体系。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已经有过四个体系周期,一是威尼斯-热那亚体系周期,二是荷兰体系周期,三是英国体系周期,四是美国体系周期。

阿瑞吉认为,在新旧霸权换岗之前,常会出现双元权力格局,旧的体系已经衰落,而新的权力尚未接班。比如“荷兰-英国”周期、“英国-美国”周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霸权的衰落已为世人目睹,欧洲的衰落也已经是既定事实。然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远未到换岗接班之时。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之际,其工业生产能力和GDP都接近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远非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匹敌。相形之下,中国今日GDP,仅占世界的16%。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今日处于核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混乱与周期性权力更替,很难想象会以战争的形式获得最终解决。因此,未来的国际秩序很可能会在长时段的混乱、失序中缓慢发生变化,并逐步呈现出新兴权力中心与传统权力中心“双元并存”的格局。

资本主义面临日益尖锐的三大挑战

尽管资本主义管理国际秩序的手段日趋成熟,但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却日益尖锐。

首先,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矛盾日益深化,管理危机的手段却日益失灵。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到其后的货币主义管理手段、供给学派管理手段等等,效能逐日递减,手段逐个失灵。今日之欧美,无不债台高筑,几乎看不到财政平衡的希望,而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使流动性如洪水猛兽,在世界各处制造泡沫。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这一趋势如此明显,乃至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知道无法持续,但资本主义自身却根本解决不了这一矛盾。

第三是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衍生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式掠夺及人类工业化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将地球环境破坏到极限,人类生存的家园面临危机。

上述挑战,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努力中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8月刊,原题为“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及未来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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