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班多:不拆散中俄,美国要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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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干涉主义阵营中,超级鹰派都十分狂妄自大。他们不但乐于在世界各地树敌,甚至态度坚决地同时应付所有对手。因此他们不断强调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军费必须一升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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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图:阎学通

资料图:2017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记者李涛 摄)

美国要对付中国、朝鲜、俄罗斯、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伊斯兰国”、各种恐怖组织以及任何反抗美国“领导”的势力,但它只能孤独地作战,无法依赖那些不断哭闹着寻求安全保证的盟国们。通过中立的观察你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亚洲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东最有权势的国家,以及余下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亲西方的,美国要“对付”的国家不但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彼此存在矛盾,它们都称不上是美国的劲敌。然而美国鹰派却一直向民众鼓吹美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局之中,而且危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内战、冷战、一战和二战。

  【访谈对象】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英文)等多部作品

(环球时报5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近来刊文,声称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头”(rival)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因此,对华强硬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中美之间由此进入“第二次冷战”。无独有偶,一些中国专家学者也认为中美之间“新冷战”已经开始。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但是,如果持“永久威胁论”的鹰派游说团体真的相信这一套说辞,那只能怪他们自己了。毕竟,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对手相待,迫使冷战时期反目成仇的中俄两国化敌为友,甚至有可能再度结盟——而这原本是不可能的。

  【访谈动机】

■客观条件不具备

在斯大林时期,中共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包括1945年接手了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接管了日占国土。虽然中苏两国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紧张关系,但总体而言,毛泽东仍然接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地位。例如,斯大林决定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拯救了附庸于苏联的朝鲜政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仅过了4年,斯大林就逝世了。

  11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阎学通撰写的《中国如何能够打败美国》一文。当日,这篇文章的转载率在《纽约时报》进入了“Top
10”。在所有纵论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析文章中,这篇文章取得的高转载率令美国报纸直呼“实属罕见”。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在四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意识形态的有你无我是双方对立的根本原因,驱动并主导双方的相互政策,双方都将打败以至消灭对方作为战略目标;其二,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其三,整个世界格局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其四,双方各自组成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同盟。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导致中苏两国政府围绕谁继承了马列主义正统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毛泽东批评苏联接受与西方“和平共处”,苏联领导层则担心中国对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部发起鲁莽的军事行动。1961年,中共宣布苏联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叛徒”。两国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争夺影响力,形成了各自的阵营。苏联支持印度对抗中国,中国则指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妥协,并与美国签署限制核武器的条约。

  阎学通说,他原先建议的文章标题“中美道义竞赛”未被《纽约时报》采用。文章中,自认为是现实主义学者的他提出,道义对提升政治实力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胜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显然,以上四个条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首先,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利益冲突。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决不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要积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发展,打造包容开放的命运共同体。一些专家学者倡导的
“中国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动发展,绝非“颜色革命”。

1966年,中国重提沙俄时期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年后中苏边界冲突爆发。中苏于半年后停火,双方伤亡并不惨重,但直到1991年中苏两国才正式划定国界。

  他表示,在中国提升世界地位和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的竞争中,“不是比谁更能砸钱,而是要看谁有更强的政治领导力。”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并非主流。目前,尽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认为“北京模式”的成功对“华盛顿模式”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对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刻意地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

中苏紧张关系的影响还扩散到全球,两国在非洲的一些冲突中支持敌对的革命派系,在越南问题、阿富汗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尽管7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较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时代有所缓解,但共产主义阵营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统一的了。

  针对此,他所提出的取胜方法至少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

其次,中美之间早已形成难以逆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经济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几无可能再度恢复两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不同美国搞对抗,更无意打造一个“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聚集一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阵营。即便是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日韩澳等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中苏边界冲突显然让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需要与某个潜在敌国缓和关系,这也就为尼克松政府打开了大门。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放宽了对华贸易和旅行管制,中美关系的缓和从这时开始。同年,中美两国重启大使级对话。尼克松也利用巴基斯坦作为中美外交的中间人,巴基斯坦向美国传递了中国改善中美双边关系的意愿。

  首先,实行仁政要在国内建立具有感召国内外大众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最后,尽管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但要以此主导世界安全事务却力有不逮。毕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都不在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之内。而中国并不想要打造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伙伴与盟友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驱动的,在组织上开放包容且关系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在组织上封闭排他且关系不平等,其目的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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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要争夺道义制高点,这样才能与仍然占据霸权地位的美国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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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彻底取消了对华旅行管制,中美开展“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的途中秘密访华,为同年10月的第二次访华以及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及安理会席位铺平了道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他对毛泽东说:“你是一个能够发现机会,并且只争朝夕、把握机会的人。”事实上,两国领袖都是这样的人。

  他强调,在物质实力缩小的前提下,今后“中美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而仅仅依赖经援,是买不来可靠朋友的。

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9年才在卡特政府治下正式建交,但是中美两国的接触和商贸往来日益增长。中美两国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军事盟友,但是美国有效地消除了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中苏两国建立反美同盟。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获得了更大的筹码和灵活性,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优势地位甚至获得全球主导权。

  但同时,“讲道义需要结交盟友”的观点也燃起学界对中国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的再思考,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质疑者。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弱化,中俄关系逐渐改善,但是张力仍然存在。中国不尊重俄罗斯武器的知识产权,中亚地区的国家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是现在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更为密切。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因此仍然担忧中国吸收蚕食其领土。

  争议声中,11月28日,阎学通与本报记者面对面,详解了他的逻辑与观点。

但是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与中俄两个大国同时陷入冲突。为了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推行了“重返亚太”或称“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加强了与盟友的关系,强化了海外军事部署,军事调遣一再升级。美国投入的资源足以惹恼中国,但不足以使中国害怕。不管美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国都认为美国希望遏制中国。

  【先驱语录】

对俄罗斯,美国则公然采取了敌对的政策:它无视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分裂俄罗斯的斯拉夫盟友塞尔维亚;将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甚至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纳入北约,美国可能还会邀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煽动街头“颜色革命”对抗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亲俄政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抗俄罗斯的叙利亚盟友;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并向欧洲增派美军。美国也许认为这些政策和举动是必要的,但俄罗斯的爱国者们都认为这是不友善的。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结果就是中俄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中俄两国不是正式的军事盟友,但是它们对美国共同的厌恶和不信任感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短期来看,这意味着中俄两国将合作限制美国的影响。最终,中俄战略目的可能发展为阻吓美国的敌对军事行动。总体上看,美国的影响力终将减弱。如果中俄两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系,国际环境可能对美国大大不利,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回应选项将受到限制,如果爆发冲突,风险和代价也会上升。

  ★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

美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也不应该无谓地到处树敌,促成它们彼此结盟。如果特朗普成功改善美俄关系,将牵制中俄两国形成统一战线对抗美国。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先例:即与至少一个美国的潜在对手大国重修旧好。美国不应该独力对抗世界。

  ★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黄莹莹 发自北京

  争夺道义制高点也是利益需要

  《国际先驱导报》:有很多人不理解的一点在于,国际政治中“利益”不是第一位的吗?您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强调道义的作用?

  阎学通: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领导权有三种:王、霸和强。王权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权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权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义,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多数认为,王权永远胜过霸权和强权。我对“道义”作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先秦哲学家们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现实主义讲利益就必然否定道义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利益角度讲,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了政治利益,而政治利益中包括了国家行为的政治合法性,而道义则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现实主义不认为道义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不是国家利益。相反,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也是国家利益,因此需要争夺。只有当道义与重大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道义性的利益要服从于安全利益需要。

  Q:换句话说,您认为中国要用“王”的方式对抗美国的“霸”?

  A:是的。

  Q:中国可以提炼出哪些道义原则和西方抗衡?西方长期把他们的道义原则归纳为“民主、自由”。

  A:国内许多人认为,我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占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不一致,所以没法让中国显得有道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人类没有普世价值观”,而我自己认为,人类是有普世价值观的。鄙视背叛和爱好和平就是一种普世的国际政治价值观。

  比如对盟友讲信誉。不管是正义的军事同盟,还是非正义的军事同盟,盟主都得对其他盟友讲诚信。盟主缺乏战略信誉,该同盟就不可靠。依据信誉判断一人或一国是否可靠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把背叛的行为作为忠诚的标准。

  所以,不是没有全人类共识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还是一个现行的霸权大国,当其对外政策行为长期缺乏诚信后,其国际上的朋友就会流失,其崛起或维护霸权的政策目标都实现不了。

  中美竞争不同于美苏竞争

  Q:您在讲述重视道义的目的时有一个前提,中美竞争是必然的,所以中国需要找朋友抗衡美国。您在文章中把中美地位的此长彼消概括为“零和游戏”,为什么?

  A:中国崛起和美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零和游戏,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零和关系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两国实力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力差距越小,矛盾就越剧烈;实力差距越大,激烈程度越低。要想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进一步深化,想让中美之间零和矛盾弱化,一个方法是把中国搞弱,让中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方法是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使美国实力远远小于中国。当中美两国客观上实力接近的时候,无论媒体怎么宣传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其作用都接近于零。

  Q:这种竞争态势和当年美苏冷战的区别在哪里?

  A:就好比羽毛球比赛和拳击比赛,性质都是竞争,但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

  美苏各自进行结盟只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不决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代理人战争,通过战争来扶持一个亲自己的政权,竞争内容主要是军事领域。同样中美之间可以形成两大同盟集团,但两大集团的物质实力竞争内容主要是在经济和科技,而不是军事。客观上中国目前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实力条件。中美竞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积极合作、科技发明竞赛、军事上消极合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这和当时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是不一样的。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安全利益一致是结盟基础

  Q:中国已经到了要与美国“争盟友、争民心”的迫切程度了吗?

  A:前不久的东亚峰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为什么18个国家里只有两个国家不提南海?当俄罗斯2008年在格鲁吉亚战争问题上需要我们政治支持时,我们没有伸出援手。安全利益是检验国家友好关系的普世性标准。在别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不援助,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我国重大主权利益问题上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利益是需要,利益不是欲望。中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以及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使我们的利益需要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盟友的需求急剧上升,而且变成了非常紧迫的事情。随着我国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拓展,我安全利益需求急剧上升。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南海首先是个主权问题,因此维护主权的方法得靠军事力量或战略友好关系,经济援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了。国际格局有了两极化的可能性,因为从综合国力角度来讲,世界其他大国同时与中美两国拉大差距,多极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坚持不结盟就有问题了。我们需要问自己:第一,为什么别的国家坚持结盟政策;第二,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认为搞结盟会伤害他们的国际环境;第三,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对我国到底是不结盟利大于弊,还是结盟利大于弊。

  Q:您的答案肯定是后者,但是中国能跟谁结盟并体现道义?

  A:许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对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了解不充分的问题。

  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就建议中俄结盟,中国长期拒绝;普京最近暗示可把上合组织发展成军事同盟,我国没有积极回应。如果我们把上合组织除了中国以外的五个国家考虑在内,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老挝、柬埔寨、朝鲜等,至少有12个国家有与我国结盟的潜在条件。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和他们结盟。

  有些人认为这些国家很穷,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们,和这些国家结盟是不是被人瞧不起。跟穷国结盟我们能得到的经济好处很少,与西方国家不喜欢的国家结盟肯定受西方舆论否定。但问题在于,我们去跟西方富国结盟,人家接受我们吗?大家只看到与周边穷国结盟的困难,而不说与西方国家结盟更困难。

  我们需要先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然后再讨论如何结盟和与谁结盟的问题。今天,讨论我国结盟的困难,其作用是回避讨论是否需要结盟的问题。

  Q:因为中国不会放弃过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不会妨碍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牢靠的盟友关系?

  A:不会。结盟牢靠程度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们今天和越南意识形态一样,照样结不了盟。美国和沙特意识形态不一样,但却是几十年的盟友。意识形态差别不是结盟的障碍,因为结盟的基础是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需要,就有结盟需要。如果说我们有以往结盟不可靠的经验,那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结盟相对比我们牢靠呢?为什么别国不认为结盟对他们是弊大于利呢?(实习记者邬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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