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对中美关系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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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美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研究。

201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18年10月8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千龙网发)(拖拽图片可查看大图)

3月下旬,我在华盛顿参加完第13届“中美日三边对话”之后,又访问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29日下午,我按事先约定赴美国国务院拜访中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康达,和他就当前的中美关系交换意见。谈话进行到一半,电话铃响起,康达拿起电话,凝神听了一会,脸上渐露喜色,嘴里则不停地讲:“好的,太好了,好极了!”放下电话,他告诉我,电话是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办公室打来的。对方告诉他,斯坦伯格刚刚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着重阐述了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杨洁篪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面临不少挑战。中方已就美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并公开表明了原则立场。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人民日报海外版10月9日报道)10月8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王毅分别用“重要关头”和“关键阶段”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事实上,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

今年中美关系开局不利。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中方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骤然变冷,随后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又使中美关系再受冲击,谷歌事件、人民币升值问题等也加深了双边关系的消极气氛。就在人们都为中美关系的下滑而担心的时候,美方已开始了修补的努力。3月初,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访华,中方再次强烈批评了美国在对台军售和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半个月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顺访华盛顿,与美方就如何改善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于是就出现了美国副国务卿和总统在同一天就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作重要表态的一幕。上述美方表态的话音刚落,中方即宣布胡锦涛主席将应邀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24小时之内,奥巴马致电胡主席,双方就中美关系和核安全峰会交换了意见,这次通话持续一个多小时,是迄今为止中美两国领导人最长的一次通话。4月1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核安全峰会前会晤,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式结束了前一段时期的低迷和紧张状态。

杨洁篪指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才会双赢。希望美方作出正确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多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善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务实合作,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杨洁篪重申了中方在中美经贸关系、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最近一段时间,美方在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的同时,又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并且无端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专门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讲话,充满错误和消极言论,使一些国际舆论担心这是否预示着中美“冷战”的到来。正如世界上恐怕没有谁盼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一样,也没有看到国际社会有谁期望上世纪的冷战再现。但近期美方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已经直接冲击中美互信,给中美关系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虽然中美关系走出了低潮,但最近出现的波动值得思考。2009年初,在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的时刻,我们曾为30年来中美关系的长足进展而感到欣慰。2009年岁末,我们也曾为奥巴马执政第一年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而庆幸。我本人也多次提出,中美关系发生了格局性的变化,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这将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该如何理解最近出现的摩擦和紧张呢?

蓬佩奥表示,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实现合作共赢。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寻找解决当前两国关系面临挑战的建设性方案。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继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美方长期奉行“两手对华政策”,也不讳言其对华政策属于“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说白了就是既有对华牵制甚至遏制的一手,也有接触与合作的一手。不同时期或不同的白宫主人有所区别的,只是接触多一些,还是牵制多一些;合作多一些,还是遏制多一些。因此中美关系成为复杂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国关系虽历经波折、起伏、动荡,但总体来说始终保持不断向前发展的大方向,对话、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第一个解释,中美关系并没有发生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大的变化。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上升并没有改变中美力量对比不平衡的基本面,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在国际和全球事务中合作的现实也没有改变美国对双边关系的主导,中美两国也还不是真正的、完全的伙伴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仍是交往与防范、合作与竞争的混合。美国依然会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行我素,中美关系的周期性动荡不可避免。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

然而,随着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对美国的战略心理和思维造成巨大冲击,引发美国对自身未来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地位的焦虑,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正式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这种重大的对华战略误判,与美国选举政治对民粹主义的操纵以及特朗普政府笃信的“美国优先”理念相互交织,是当前中美关系令人担忧的消极趋向的症结所在,放大了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催生了新的对华疑虑,给中美之间解决具体问题带来更多阻力和障碍,使中美关系有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

第二个解释,中美关系确实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局部的和渐进的。在经济领域,中美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在国际和全球事务中,美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些变化使得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加,合作面扩大。然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变化还不明显。美国仍视中国的政治制度为“异类”,在战略上继续推行对华“避险”战略。于是,在经济和国际与全球事务领域,我们看到双方互动频率的增加和互动方式的变化,伙伴关系的成份在上升。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的似乎还是老一套,对台军售,达赖,美国对华海空侦察…,对手关系的味道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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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解释,中美关系在发生变化,但双方对这一变化的认知和期待不同。中方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使得中方可以要求更多的平等和尊重。因此,去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多次出现“平等、对等”的字眼,更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这一明显体现中方立场的表述。而美方则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两国能够在更多问题上开展合作,美国愿意在推进全球治理方面与中国分享领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需要改变它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一贯做法。笔者此次访美期间,美方官员和专家不断提出这一问题,“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并不是第一次,为何中方这次反应如此激烈?”我的回答是:“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中美关系也不是过去的中美关系,形势变了,美国应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关切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和敏感性”。美方人士听罢,似懂非懂,似信非信。

上述每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全面。过去10年来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总体上对中国有利,但双边关系的某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在双边互动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但还不能完全制止美方对我核心利益的挑战。在变化的国际和双边关系环境下,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些消极惯性仍然存在。美国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但华盛顿并没有将中国视作完全意义上的伙伴。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胡奥会之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以务实合作为主的时期,年内双边关系不会再度出现大幅降温的情况。从长远看,由于中国力量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壮大,中美两国关系已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各方都需要借助对方的合作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应摆脱短期的应对策略,而着眼于如何设计有效的长期对美战略。

首先,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发展合作有助于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国家利益,而共同利益的扩大也会不断增加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利害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增加了,华盛顿才会越来越在乎这对关系的稳定,重视中国的利益诉求。

其次,调整博弈方式。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利益的交换。我们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既要考虑原则,更要善于搞利益交换。中国是一个注重原则的国家,重视“君子协定”,对“公报”、“声明”甚至对方领导人表态看得很重,但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环境变了,利益权衡变了,所有的纸上的和口头的承诺都会不算数。与这样的国家打交道,能够拿捏住它的不是一纸协议,而是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

最后,要敢于和善于斗争。中美交往的历史充满了斗争,正如合作一样,斗争也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当然,斗争也是一个过程,有些问题不能指望斗一次就能得到解决,但不能因此就放弃斗争,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积累在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和突破的动能,扫除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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