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2885阎学通:中美战略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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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美战略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9-05-20 蔡如鹏


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转变时,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政治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而道义则是政治领导力的精髓。

对于现阶段美国软实力与相对实力的降低,以及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失去许多国际支持,道义现实主义更为合理地进行了解释。因此,这一理论提出后即在国际学界和战略界引起广泛关注。

在这一新概念的基础上,阎学通又进一步构建了一套分析国际关系的新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以此为核心撰写了新著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领导力与大国崛起》)。

在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阎学通系统地阐述了大国崛起的秘密。他指出,这其中的核心原理就是“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强大的改革能力”。

战略信誉是最重要的国际道义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在研究国际关系规律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能否简单介绍下这一理论?

阎学通:这个理论是解释为何崛起国能成功取代霸权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将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作为自变量,将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的理论分析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以一个变量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几种不同的重大变化,如国际格局的转型、国际规范的转型、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等。

这个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只要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加强大的改革能力,崛起国就能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主导国。

如果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于主导国,崛起国的成功将改变国际规模、国际秩序,甚至可能改变国际体系。

这个理论认为,一国能成功崛起是因为政府改革的能力强而不是政治制度。这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观念相反。

历史经验表明,其他西方国家与美国制度相同,却建不成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了苏联之外,在冷战时都未能建成超级大国。反建制主义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最近也发表文章称,中美是制度模式之争。我与模式之争论者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是政府改革能力的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中国如今成为一个崛起大国,靠的是政府的不断改革而不是改变了我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强调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这里的“道义”具体是指什么?

阎学通:道义分成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例如,对配偶忠诚是个人道义,对国家利益负责是政府道义,博爱是国际道义。由于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是政府行为,因此这里的“道义”是指政府的道义。

以政府道义作为判断政治领导是否讲道义的标准,避免了道义层次混淆所导致的领导类型标准不明确的问题。生活作风是个人层面的道义,以这个层面的道义判断政府行为,就会偏离对人民利益负责是政治领导的核心道义的本质。

政府道义对内而言是指对人民利益负责,取信于民;对外是维护本国的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义的最低标准,也是最基础性的和最重要的道义。当一国失去国际战略信誉时,这个国家必然被视为不讲道义的国家。

最近有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谈关于特朗普政府是怎样因失去战略信誉而使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的。这充分说明,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是被视为缺乏国际道义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所有大国。

中国新闻周刊: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在解释如何提升国家实力方面有哪些异同?

阎学通:我和约瑟夫·奈在软实力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在于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认为软实力由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者构成,但前者是核心要素,因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文化实力是资源性的。文化实力通过政治操作能力发挥作用,因此政治实力的变化会带来软实力的升降变化。

而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由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对外政策三者构成。他将这三个要素并列,未解释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也解释不了特朗普执政后半年之内美国软实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他也曾创造“巧实力”的概念,来弥补其软实力理论的缺陷。然而,他的“巧实力”是指政策制定,这与软实力中的对外政策这一要素形成重叠。我指出后,他表示同意“软实力”和“巧实力”两个概念存在重叠的问题。概念重叠会导致同义反复,这是理论建设的大忌。

澳门新葡亰2885,简言之,道义现实主义关于软实力的定义既能解释为何两国软实力的大小不同,还可以解释一国软实力上升和下降的变化原因。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则只能解释前者而不能解释后者。也就是说,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可解释软实力的动态变化,而约瑟夫·奈的理论只能解释软实力的静态差别。

政治领导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与经济、军事实力等因素相比,你为什么认为政治领导力更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可否举例说明?

阎学通: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政治实力是操作性的,因此决定了资源性实力发挥作用的大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力增长的历史可证明这一点。例如,“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的领导力非常弱,连维持火车正点运行的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说提高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和扩大这些资源实力要素的作用了。这时期政府不但无力进行改革而且大搞倒退,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有了崛起可能。

在同一时期,美、苏、日、德等国的政府都在进行改革。日本政府进行改革的力度最大,因此这个时期日本国力增长的速度大于其他大国。其他大国在改革,中国在倒退,于是实力差距与其他大国不断拉大。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美国。美国自建国之后,政府进行过很多次改革,每次改革都提升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过度的自豪使美国进行的改革不但少于中国,而且和它自己之前相比也少了很多。这是美国在21世纪相对衰落的原因。

如果比较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进行的改革较多,也是美国实力上升较快时期。小布什政府没进行什么改革而是搞了一些倒退,这时期美国实力增长速度下降,在他执政时期还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有改革意愿但缺乏改革能力,因此美国实力增长缓慢。

特朗普政府的确做了诸多改变,但多是倒退的变化而不是进步的改革。目前,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人们对于特朗普政府领导力的强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判断。我想现在做最终判断还早了一点。待他执政结束后,历史会做客观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你看来,政治领导力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将改革能力视为政治领导力的核心,因此可将政治领导力简化为一国政府的改革能力。改革能力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改革的方向,二是落实改革方案。

改革是指朝进步方向变化,与之相反的概念是倒退。例如,从帝国向共和国变化是改革,而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就是倒退而不是改革,因此张勋恢复帝制的行为被称为“复辟”。

落实改革方案,则是指把朝进步方向变化的计划变成实质性成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是进步的,但他落实改革方案的结果是国家解体,这说明他没有落实的能力。

改革给大众带来希望,因此激发人们工作和创新的热情,于是国家实力增长快;不改革或倒退则使大众失去希望,从而没有奋斗意愿,于是国力增长慢,甚至萎缩。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之所以能缩小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原因是崛起国政府的改革能力强于主导国。一国政府领导力的强弱不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同制度下,改革有时多有时少,有时改革有时倒退。

有一点需要明确,领导力的强弱是相比较而言的,即对两国政府或一国的两届政府进行比较而言的。与此同理,领导力弱也是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和主导国的战略竞争中,改革少于对方和倒退多于对方的结果相同,都能导致战略竞争中的失败。

崛起是比发展更难的事务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能产生什么影响?

阎学通:崛起是比发展更为困难的事务,两者在国际环境的需求上有巨大差别。发展可以少介入甚至回避国际事务,而崛起就不可避免地广泛介入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崛起的本质是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实现超越,与主导国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主导国和崛起国任何一方要赢得这场竞争,都得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只适用于崛起国,同样适用于主导国。结合中国当前崛起国的地位,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建议是注重建立国际战略信誉,因为只有提高战略信誉才能争取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这为中国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提供了战略机遇。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涉及多方面,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无序的国际体系内,中小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因此谁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它们就支持谁。

二是兑现国际承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的核心是言而有信。从理论上讲,认为中国崛起对其有益的国家就会支持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对其无害的国家就不会反对中国崛起。兑现承诺,则是让较多国家相信能从中国崛起中受益。为此,对外承诺一定要在中国实力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三是内外政策一致。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两个大局合为一体,内外政策一致才能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双轨制不利于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因为双轨制无法实现国际接轨。所有人都认为内政是根本,因此内外不一致的政策会导致他国不信任我国的对外政策。

编辑:李华山

资料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re-balance Asia Pacific) 

阎学通 (进入专栏)
 

■中国崛起面临的安全战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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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这是“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中国亦不例外。虽然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构成的挑战是综合性的,但在不同的条件下,二者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的重要性不同。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1月5日在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2017上的讲座精编。本届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出品。  

■外部威胁尚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

  

从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来看,目前外部威胁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强大到足以颠覆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美国

特朗普上台之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能成为其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政治目标,但多数人不认为他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执政一个月,表现出来是政出多门,受到国内巨大阻力。其政策特点很可能是志向高远,落实有限。特朗普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拉大了,唯独与中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了。例如冷战结束时,日本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德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如今日本变得不足美国三分之一,德国则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因此,特朗普认为,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不像冷战结束初期那么伟大了。他将防范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特朗普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战略将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不同,这不仅因为“重返亚太”是上任总统发明的概念,更主要的是他认为美国实力已经力不从心,会将战略重点的地理范围从亚太缩小到东亚,以集中实力。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强调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东亚地区而不是亚太地区。在加强与东亚盟国战略合作这一点上,他将与奥巴马相同,但是特朗普政府对东北亚地区的重视程度将高于东南亚,因为菲律宾对美政策的调整使美国在东南亚缺少了有效的战略抓手。

   今天讲四个问题:

美国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国际障碍,但美国最多只能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却无力颠覆中国的崛起。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源于国内,美国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足够能力,最多只能通过一些策略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给中国制造一些外部困难。孤立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在亚太两极化的过程中,多数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中国一边,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手段就是结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明确指出,“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巩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合作,扩大新盟友,加强与对手之间的对话。

   1、为什么大家担心特朗普?

除美国之外,日本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中国崛起的阻力,但这个阻力是有限的。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个阻力将会下降而不会上升。特别是从长期角度讲,安倍之后的日本政府是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中日关系改善是有机会的。

  
大家都在说特朗普,当初奥巴马、小布什当选就没有这么热闹呢?一定有特殊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外国人都在担心特朗普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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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什么?担心是担心他的政策,担心他什么政策,为什么有对他政策的担心?

  
3、我们是中国人,关心美国对华政策,所以从他的偏好看他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这是带有一定预测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果是科学性的研究,应该都有预测能力。

  
4、他的政策倾向性或者大家推测的倾向性会带来已有国家怎样的反应,将来会怎么调整?

  

特朗普是一位“好斗”的总统

  

  
首先介绍一下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很多,其中一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四类,每一类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比如主导国要维持世界主导地位,崛起国要争取得到世界主导地位,地区大国只是想在地区具有主导地位,中小国家是求生存。

  
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结果。道义现实主义在这个客观结果上研究领导人怎么实现国家利益。国家领导人是不同的,有无为型、保守型和争斗型。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领袖的分类。面临同样的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怎么实现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利益基础上、利益排序判断和策略偏好上形成一个战略偏好,就是以什么办法实现国家利益。

  
以美国为例。今天讲特朗普,美国是世界主导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主导权,任何人当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利益是不发生变化的,是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说绝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的方法有区别,但是在国家利益判断上没有区别,都是要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奥巴马说的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区别是什么?奥巴马显然是个保守型领导,他说美国是伟大的,我们不让它衰落就行;特朗普是争斗型的,说美国就衰落了,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是主动型的: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起来。 

  
奥巴马没有重新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想法,虽然奥巴马当时赢得大选也是说要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和特朗普说的再次伟大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这样来看,奥巴马就是保守型的,维持目前状态别丢了第一就行了,好像现在还不错。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认为我们已经衰落了,我们要重新努力才能改变已经衰落的地位,所以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性质非常相似。

  
从这里我们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争斗型领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有一个视频放的就是特朗普和一个人打赌,觉得赢钱没意思,说谁输就把自己剃光头。他就是一种争斗型的人。同样,在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上,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保守型的维持现状,一个是要改变现状,不改变现状怎么再次伟大?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目前状态不再继续落实。这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到底担忧特朗普什么?

  

   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我们来看特朗普当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第一,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更担心的是美国人。这个担心表现在美国媒体天天批评特朗普。在美国担心的是自由派、自由主义学者,全世界媒体记者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记者很少,自由主义记者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现代政治政体中,它的构成就是四个部分:一是有一个政治领导;二是下面有政府机构,贯彻这个意图;再者就是政党,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竞争中他们的领导上来了,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来主导这个国家;政府要贯彻意志还要维持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就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

  
为什么这次大选之前美国政治学协会组织教授们集体搞一个联合声明,动员大众不要给特朗普投票?这违反了美国政治学学者清廉、清高、不介入政治的传统。政治学家认为我们是客观的,我们不介入你们的政治,我们没有政治偏见,所有分析都是根据客观原理来做出来的,因为他说我是科学的。 

  
现在突然改变了,他说不行,这回我们得出来动员大家不要投特朗普,我想问大家,他们居然不顾一个学者公立立场的政治正确原则要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最重要的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美国政治和法律机构。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从学术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学派或者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认为制度最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什么样的坏领导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理论。所以你要让一个人分粥,他一定自己分得最多;但是如果有一个制度规定,你可以分,你最后一个拿,别人先挑,他就分得特别匀,所以绝对相信制度的作用。

  
但为什么美国学界这次不相信制度的作用了?美国制度这么强大,就让特朗普上去折腾吧,制度可以约束他。但怎么这次就担心了呢?我从理论角度讲,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区别。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性变量,是自变量,领导是能改变制度的。领导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机构,领导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我们国家自己也经历过极左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就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把极左的意识形态改变了。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特别在媒体上反映,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把你作为样本、跟着你走。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据说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大选结果出来,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课上公开哭泣。谁赢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哭泣。有一个搞统计学的说,他教统计的,他的统计分析结果都说应该希拉里赢,他说这堂课咱们不考试了,因为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现在美国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何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在中东地区都是伊斯兰教,仅仅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从咱们外行来讲,那点差别没多少,就那一点差别,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战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次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分裂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不只是换了一个领导人或换了一个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国内知识分子担心这么严重。

  

美国的盟友们在担心什么?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第一,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仅仅是钱,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们一旦有了某种信仰就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时期情报负责人说意识形态主义者做间谍最合适,因为这样的人极其坚定,被抓住以后绝对不会把组织机密泄露出去。意识形态坚定的结果是带来冲突。意识形态不一样,矛盾会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二,一般来讲,一个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政策取向,朋友欢迎,敌人担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当选了,敌人和朋友都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盟友的担心是什么呢?盟友担心特朗普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说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从美国角度来讲,他们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差。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全球化说是美国人发动的,中国当初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咱们说的;后来咱们从全球化得到好处了,咱们再也不说了,改成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特朗普开始问:如果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我们为什么推动半天却让别人成了最大受益国?这个问题就使得他有了一个理由,我们是应该参加全球治理还是不应该?现在美国人就是参与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所以国家衰败了。

  
我们国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认识是比较混淆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全球权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经济权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国际责任再分配,这就为什么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抢着干而是推着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特朗普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的是国际新秩序,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一极格局或者重新强大,重新使美国获得更大国际权利。我不是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全球治理的事。这样它的盟友说你不再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你不再承担世界警察责任,你还保护不保护我们?

  
哪有不讨厌警察的司机?但如果没警察,司机更够呛,就是车祸。特朗普说我不当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权利,罚款我继续干,但是交通规则我不再管了。这时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护,不再承担作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责任的时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说我得见你,跟你谈一谈。安倍最担心的是他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改善,欧洲传统盟友多恐惧、多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认为跟美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只威胁欧洲不威胁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美国就不可能像过去奥巴马那样坚决地支持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变得非常恐慌。 

  
这就是一个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退出TPP也是这样,就是经济责任。你是不是要继续建立新的贸易规范,这种贸易规范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建立这个国际规范是美国做出大规模让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做出相当大让步,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对越南单方面零关税才能让越南加入。 

领导国组织区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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