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陷阱”迷思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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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图为2018年4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瑞艾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在香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Asia Society Hong
Kong)进行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讲座宣传海报。(拖拽/保存图片可查看大图)

“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海国图智研究院”

 

——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关键词: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地缘政治

(环球时报1月16日报道)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中美关系一向是全球国际政治光谱中的耀眼一道,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习奥会”刚刚落下帷幕仅仅半个月,李克强总理又在纽约会见奥巴马总统。此次“李奥会”被外界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是“习奥会”的延伸和拓展。中美如此高频度的高层会晤,折射出中美之间利益交织的深度和广度,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两国间存在许多亟待沟通解决的重大事项和问题。美方政界和学界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否稳健前行、两国之间能否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而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虑及甚深”,李克强总理带着对这些被关切问题及回应,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又与美国经济金融界、智库和媒体直面交流坦诚对话,这无疑对增进双方的信任、扩大战略交集和共识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摘要: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让两国许多的民众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丧失信心。“新冷战”论调更是甚嚣尘上。然而,中美冲突的本质并非新冷战,且如今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完全来自权力的冲突。两国民众仍应对中美关系发展保持耐心和信心。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以及与美国经济体量日益缩小的事实,使得全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成为近些年讨论中美关系的主要话语之一。但是将中美问题简单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迷思。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据此研究了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大量案例,得出结论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将这种现象冠之以“修昔底德陷阱”,并用于定性中美关系。艾利森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战略策对的当下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当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久又加速推进TPP谈判,意在遏制中国以及与中国争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随后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相继被点燃,亚太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国持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主动态势,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军事盟友的合作。从军舰和军机威慑到部署“萨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呈逐渐升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8月艾利森的研究破壳而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訇然洞开、崛起的中国开始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未来积极发展的信心大受打击。近期美国政府加剧贸易战、打压禁售华为、发布印太战略报告等一系列行为,让许多人潜意识地把冷战时期的行为与之对比。中美间冲突唤醒了民众关于冷战时期美苏斗争的记忆,毕竟中美双边关系是现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矛盾问题,迄今仍缺乏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有庞大的市场,危及中美友好正常关系的发展。“新冷战”一词被创造并用来反映崛起国中国与守成国美国之间的冲突,并在两国民众信心不足的土壤下孕育生根。然而,“新冷战”一词用来描述当今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冲突缺乏谨慎考量——中美冲突与冷战两极争霸有本质上的区别。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理论地看,无论是修昔底德那段有关大国关系的名言还是艾利森的相关量化研究,其基底构筑都是遵循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即权力分配和敌意-友善法则决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关系性质。这种物质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权力的转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乃至战争。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海默斯依据这种理论逻辑提出,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认为这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于现行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体系。这种战略思维作用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很容易被放大和过度政治化。

来源: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数据库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但是,对上述所谓历史逻辑持不同看法的一些学者则提出,现代的对位大国关系与以往相比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范式变化,由于当前战争的成本空前提高,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互动模式也因此发生质变,对位国家争夺的是国际影响力,其途径不再是战争,而是在国际“寡头市场”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比如当今的中美、美俄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更是认为不能用历史经验来简单地解释现在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因为国际关系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革命性变革,比如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国际法国际准则的作用、以及武力在处理国家冲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等等。约瑟夫·奈就是这类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对中美两国在管控分歧处理好冲突方面及对中国和平崛起一向持乐观见地。

第一,阻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挡路石并不完全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矛盾,而是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中美关系自特朗普上台后才开始急剧恶化,在他之前总统的任期内,中美关系发展态势是良好的。特朗普政府象征着美国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主导后的美国社会,让中美两国民众看到了这些思潮是如何损害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美国的民族主义及反全球化思潮要求美国实行对华强硬态度,激化不必要的矛盾。同时中美对抗的过程沉重打击了两国民众对美好未来的预期,使得“新冷战”思想盛行。在中美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不但不维护甚或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反而倒行逆施,强调蝇头小利,使得中美矛盾在显微镜视角下被夸大。这同时也体现了民族主义及反全球化思潮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对长期利益的计算。其中容易被忽略的,是在特朗普任期内的种种对抗行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一旦被激起,便难以被平复。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支持者到头来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在搬石头砸自己。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修昔底德陷阱”逻辑还包含了新兴大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家的隐形假设。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霸权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占绝对优势实力,从而胁诱其他国家参加自己的体系。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干着帝国主义的行径、用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以及掠夺他国财富。虽然美国被西方学者归为不同于历史霸权国家的一种“制度霸权”,甚至基欧汉认为这种霸权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因而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保障,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霸权。既然是霸权,就无法摆脱霸权必然衰落的历史宿命。

第二,从地缘政治角度,中美地缘与美苏争霸有着很大的不同。冷战时苏联与欧洲陆上紧密毗邻,然而亚太地区并没有“铁幕”分割中美。东南亚国与国之间存在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巨大差异,与一体的欧洲有着本质的不同。加上东南亚不受中美两国控制的独立意识强烈,中美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该地区,因此东南亚成为中美冲突的缓冲区。再者,美国通过多边协议组建北约对抗苏联,而在东亚则是通过“轮辐系统”,即双边而非多边签订的同盟协议控制在东亚的盟友。美国在东亚的各盟友间互相保持独立,因此难以发挥与北约对等的均势效力。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长远来看,霸权也只是一种历史产物,在历史中产生又在历史中消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很有可能使美国成为“末代霸主”。从这点来说,霸权同样适用本尼迪克特发明的那个术语“想象的”,即,“想象的霸权”。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一个认知过程。然而其认知的先决条件,亦即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理解世界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核武器的扩散导致的霸权成本升高,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家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等等,这些全球政治中最深刻的变化,使得支撑旧的国家间关系的观念认知丧失了统治地位。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霸权国与挑战国那种陈腐的大国关系的二元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国家这种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开始被“文明”、“地区共同体”等等替代。虽然“永久和平”尚难以企及,但是地区性各种安全共同体出现了,比如东盟、欧盟,这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和平的变化持有可靠的预期”,从而开始超越国家间那种传统的“零和博弈”性质的结盟对抗关系。面对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球难题以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地球村”、“全球共同体”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背景下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呼之而出。可见中国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其本身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最后,保持乐观的心态与信心,而非夸大中美矛盾、遵从“新冷战”思维,是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虽然特朗普的当选是2016年的“黑天鹅事件“,但并不代表特朗普及其所象征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占据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实际上这只是中美关系发展中众多小波折中的一个。海图根据现有情报分析研判,特朗普的连任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主要受到总统的外交政策偏好影响,中美关系仍有恢复良好发展态势的可能,因此中美民众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应保持耐心、信心与期待。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那种被许多西方学者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无法被抽象为霸权国与挑战者关系。霸权终将成为历史遗物,而导致美国丧失霸权的只能是美国,——如果美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依旧用旧的霸权思维看待国际关系以及新兴大国的话,那么他将被时代以及其他国家抛弃。正如20年前一本名为《下个世纪谁最强: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的书中论道:“在中美历史性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中国只要不输即赢,美国则相反”。由于霸权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因此其消亡可能也是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并不必然地带来战争与流血。而新崛起大国将在全球经济政治变革中应运而生,它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再是过去时代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时代呼唤的创新,包括国家间关系的相处之道、准则、制度、安全承诺等等。

作者:胡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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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必要增强战略互信,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加强互利共赢合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与摩擦,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仅仅走进概念让其变成外交辞令那么简单,还要能走出概念,让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外交行动。不仅是面对处理和管控当下彼此之间分歧,且要面向更长远的未来致力于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因此,脱离“修昔底德陷阱”迷思,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中国努力,也要求美国改变思维、调整政策。两国关系的良性与稳定,取决于战略交集,同样也取决于战略共识。中美之间需要扩大战略交集,这是避免中美关系波动的根本办法。我们常说,两国关系有经贸这块“压舱石”,但是对于国家战略来说,经济利益与核心战略利益相比仍然不在同一个天平上,因此还得有迎风破浪的船帆,也就是扩大经济利益之外的战略交集和共识。40多年来所形成的中美友好关系的基础,除了两国在经贸方面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利益需要,最重要的还有地区和全球安全领域的需求与合作。例如,中美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以及在气候变化、全球核安全领域都有成功合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热点问题上,双方也都有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今后中美可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参考文献:

因而学界和媒体对于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描述,实际上简单化了两国关系,也很容易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无论霸权本身,还是霸权与新兴大国关系,甚至新型大国关系其本质都是一个认知过程。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战略观念建构的过程,如果用一种“敌意”思维看待彼此,就会生成甚至强化这种敌手关系;如果是用“友善”目光看待对方,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康德文化社会”、进而出现对于“和平的可预期”。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就这一意义而言,“李奥会”以及与智库、媒体等对话,有助于重塑中美战略共识、找到两国更好的相处之道,从而为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能。

[1] Hemmer, C. and Katzenstein, P.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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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3), pp.57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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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lein, B. (2019). US is not in a cold war with China – it’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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