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平台网址大全郑永年:中美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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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19年6月4日 3:30 AM

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资料图:2017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记者李涛 摄)

文/郑永年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

澳门新葡亰平台网址大全 ,(环球时报5月10日报道)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近来刊文,声称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对头”(rival)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因此,对华强硬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中美之间由此进入“第二次冷战”。无独有偶,一些中国专家学者也认为中美之间“新冷战”已经开始。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来自/联合早报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客观条件不具备

郑永年专栏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在四个基本条件下发生的。其一,意识形态的有你无我是双方对立的根本原因,驱动并主导双方的相互政策,双方都将打败以至消灭对方作为战略目标;其二,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其三,整个世界格局划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其四,双方各自组成以对抗为目的的军事同盟。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多年来,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一直是不同的。在美国方面,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对华强硬派自1990年代开始以来,一直在讨论中美之间会如何发生冲突;在中国方面,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

显然,以上四个条件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首先,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利益冲突。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决不向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要积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发展,打造包容开放的命运共同体。一些专家学者倡导的
“中国方案”,其目的也是推动发展,绝非“颜色革命”。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着三个“战场”,包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他们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二、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识;三、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但和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在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并非主流。目前,尽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致认为“北京模式”的成功对“华盛顿模式”形成重大挑战,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对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刻意地在意识形态上妖魔化中国。

显然,在这三个“战场”中,贸易战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也可以成为技术冷战甚至传统冷战的起点。历史地看,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更多的是双赢的,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可以这么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很自然,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和解的空间也不大,即使出现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战后天皇没有受到追究,也表明没有人对战争负责。审判了一些战犯,而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了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实际上,在保护天皇制度的条件下,很多战犯或者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而日本则没有。

其次,中美之间早已形成难以逆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而且,双方的经济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几无可能再度恢复两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再次,要想在今日世界打造势不两立的两派阵营,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不同美国搞对抗,更无意打造一个“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特朗普政府也很难聚集一个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阵营。即便是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日韩澳等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因利益的差异(甚至冲突)而各有不同;而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

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在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生。日本右派的战争历史观就是: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最后,尽管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但要以此主导世界安全事务却力有不逮。毕竟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都不在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之内。而中国并不想要打造一个针对美国的同盟体。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伙伴与盟友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驱动的,在组织上开放包容且关系平等,其目的是合作共赢;后者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在组织上封闭排他且关系不平等,其目的是对抗。

不过,不管贸易战如何发展,两国之间的热战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进而,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没有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针对中国,美国更可能使用传统冷战所使用过的“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主、人权等。不过,所有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可以为对方制造麻烦,但远不足以使对方屈服。如果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本国社会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识形态就很难起到颠覆性作用。

2.美国帮助日本成为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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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霸权”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无论在国家层面、企业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使得美国的作为具有了自我赋予的“道德性”,容易达成内部共识、获得内部支持。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条件。在美国的有效核武保护下,日本能够把所有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同属西方阵营,日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庞大的市场。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和德国不同。

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异常悲观。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国改变这个逻辑。除非美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逻辑会继续横行世界。不管喜欢与否,大多数国家都是试图在美国的这个逻辑下“求生”的,不管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盟友。

德国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为了经济发展,德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也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这个逻辑看透了,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两国也有可能避开零和游戏,或者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也即前面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得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中美关系最坏情况会是怎样

美国当然通过美日同盟也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从日本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始终从属于美国。从美国占领日本到现代,日本为美国已经付了数不清的账单。并且,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了解美国这位利益主导的上司的特点,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其他方面都好商量。因此也经常主动为这位上司输送经济利益。

现实地看,人们并不难对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问题在于,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新冷战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完全重复往日美苏冷战的情形。新冷战会是怎么样的?这首先需要人们看看旧冷战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现可以回避旧式冷战?或者中国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旧式冷战、避免最坏的“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是针对中美两国而言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中美两国都会是他方行为或者自己行为的牺牲品。

美国需要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日本不能挑战美国的盟主地位。因此,在日本经济走到强盛的时期,美国通过强迫日元升值的办法,促成日本处于从属的经济地位。同时,日本始终没有独立的外交和战略主动权。总而言之,美日同盟使得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对这种状况,不仅日本的左派不满,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也极其不满。因此,一有机会,他们总会出来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其右派人物开始挑战美国,开始对美国“说不”。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旧式冷战格局就是一个美苏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和被视为是“敌国”或“敌国集团”进行冲突,同时和面临同样“敌人”或者“敌国集团”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冲突”或者“合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第二、在存在着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形下,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这两大集团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则,来保障国际社会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创制和维持这些规则,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提供给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间,因为一旦对方没有了生存空间,“冷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热战”。

二、中日都在制约美国

在国际层面,两大集团又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经验地看,两大超级大国通过不同形式的“试错外交”逐渐确立了一些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战秩序”。这些规则意在阻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世界大灾难,即核大战。有三条规则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向对方或者对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些时候两国也经常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第二条规则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三条规则是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和冲突,即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不过,与其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大集团内部集团秩序的建设。或者说,两大集团之间的内部秩序建设远较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苏联集团使用计划经济模式来整合内部秩序,而美国集团使用的则是市场经济模式来整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说,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苏联违背了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倒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1.美国对中国有依赖

两种经济模式不同,决定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集团内部各国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决定了两大集团不同的整合方式及其支撑两大集团军事发展水平的经济能力。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中国的崛起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的崛起在美日同盟之内,但中国的崛起在同盟之外,因此美国经常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中国快速发展,而日本长期处于迟滞状态,使得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日美同盟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

尽管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到往日美苏关系还需要持续的观察,中国也须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更须要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远非当时的美苏关系。在内部,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西方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反映出事实,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经济,这和当时苏联的封闭性经济有天壤之别。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政治仍在演变过程中,但很难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政体,并且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资源动员、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等方面,中国的政体表现出巨大的能力。

不过,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崛起尽管不是在美国的同盟之内,但是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和苏联不同,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在战略层面,尽管表面上看分歧仍然很大甚至对立,但也在很多领域存在着互相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需要在关键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如果相反,谁也做不成事情。

中美关系未来图景

从理论上说,中美关系是一对结构关系,是全球事务的结构。中美必须合作,不合作,国际关系的架构就会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不能轻易牺牲掉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很多人相信美国不会为了日本而牺牲中国,另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而牺牲日本。)

在国际上,中国并没有像当时的苏联那样形成自己的排他性的“集团”。旧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开始通过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新的“敌人”来强化着其原有的同盟,或者构建新的同盟,但中国仍然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同盟。中国数十年来所强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非西方意识上的同盟,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同盟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

2.日本对美国有限制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欧盟诸国和亚洲的一些盟国也很难把中国视为“敌人”,因为中国没有对它们构成威胁。不过,中国没有组建同盟并不意味着中国容易被孤立;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和关系。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度。

但同时,日美同盟也有效限制着美国的行为。日美同盟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日本。同盟政治是冷战的遗产。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其同盟政策,反而在不断强化同盟政治,希望通过同盟政治永远占据霸主地位。

从这些基本面看,人们不难勾勒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图景。

但美国在强化同盟、享受同盟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负担着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盟一旦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美国必须和同盟站在一起。如果美国不做此选择,意味着同盟政治的解体,意味着其霸主地位的全面衰落。美日同盟更是这样。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主柱。如果日本在面临中国威胁的时候美国不介入,其在所有同盟中的声誉、信用就会全面倒塌。那一天,会是美国霸权的终结。

如上所说,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则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实际上,如果日本持德国那样的态度,能够正确面对历史,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不幸的是,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已经不用面对历史。日本所做的刚好是反面,不仅不承认有历史包袱,而且是想重回历史的辉煌,把侵略战争视为是“正义的战争”。尽管日本国内战后也有诸多历史反思,但现在这种反思越来越变成了右派所说的“自虐史观”。

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的开放,甚至更大的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态度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要花大力气来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同盟和美韩联盟,希望这两个联盟一体化,形成一个美、日、韩联盟。但日本的“正义战争历史观”破灭了这种可能性。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中国和韩国同样是受害国,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即中国的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不过,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再者,同样因为日本,美国再一次在国际事务上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意识形态上来看,美国和日本同属民主。这部分日本可以得一些分。在美国国内,从民主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支持日本的政治人物大有人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日本也在四处寻找民主盟友,来组成其自己的反中联盟,就是安倍所说的“民主价值同盟”。这个概念是冷战后美国人创造出来的,现在日本到处使用。日本要拉菲律宾、印度等民主国家站在其这一边,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也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但问题是,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抹掉过去战争历史吗?日本是民主国家就能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吗?很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如果美国毫无原则地支持日本,美国便会输掉这场道德战争。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三、夹缝中的美国,如何抉择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得美国夹在中间。美国对中国不高兴,但真实的理由不好说。因为中国的行为在促使日本更快地走向正常国家,而日本国家正常化对美国所能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尤其是在日本的存在就没有了理由。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美国对日本不高兴,但同样是这一真实的理由也不好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来迎合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容许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担忧着中国的崛起。但如果日本一旦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日美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局”,理性地制定自己的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战略的机动性远比美国大。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结盟政策,不用像美国那样承担联盟的负担。中国不结盟的选择是有利于东亚和平的。

历史上看,结盟往往助长战争。很多人一直在比较目前的东亚局势,和二战之前的欧洲的相似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不同,在二战前,所有欧洲国家是结盟的。在结盟的情况下,一旦两国之间交恶,与之结盟的国家都要选边站。这种选择加快了冲突的升级和战争的到来。现在的东亚,只有美国和日本的结盟,而中国没有。这在客观上不仅在延迟着冲突的到来,而且赋予中国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机动性来掌控局势。

只要中国具有足够的理性,掌握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就可以实现对日关系上达到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从而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继续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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