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主导部署的侵华战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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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于返回东北的途中。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此时的日本认为要尽快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他途。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等对“满洲”北部进行考察后,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系统地提出了侵略东北的计划。1931年6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秘密组织了一次“五课长会议”所谓的“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的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组成。,经过反复讨论,于6月19日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始发动事变的种种周密部署。鉴于沈阳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关东军将首战地区选在了沈阳。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又选择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作为爆破地点。时间预定在1931年9月28日,并且预定在爆破铁路的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电战一夜占领沈阳城。
在板垣、石原等人多次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密谋后,驻朝日军也遥相呼应,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朝边境集结,不断进行越境演习,并准备在事变爆发后兵分两路,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配合关东军作战。
进入8月后,日本军部作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8月1日,曾担任驻华武官的张作霖的前顾问、谙熟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而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则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日本军部将此二人派往中国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出的军事部署。据说本庄繁是由裕仁天皇亲自选定的。8月1日上午,本庄繁到叶山夏宫晋谒裕仁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授予了此职。
8月末,关东军阴谋发动事变的计划逐渐传到了日本国内,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担心关东军的行动一旦导致战争,将危及若槻内阁的“协调外交”,希望天皇能够召见陆相和海相,以整顿军纪。9月10日和11日,从叶山夏宫刚刚回到东京皇宫的裕仁天皇,立刻会见了海相安保清种和陆相南次郎,并问询二人“是否听到社会上关于军纪有各种批评”。
天皇的垂询,加上来自内阁、元老及舆论的压力,陆军在9月14日召开了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关于抑制关东军实施武力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将为使者,把陆相的信送交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陆军省选择建川为信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建川恰恰是一名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急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接到任务的建川在出发前授意自己的部下、陆军情报课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向关东军发出了三份密电,要求提前行动。
板垣、石原等人在反复研究了桥本的三份电报后,决定将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于9月18日发动“事变”。而身负紧急军机重任的建川故意拖延时间,迟至19日晚才将陆军省的亲笔信送到本庄手中,“事变”已是既成事实。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按照预定计划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附近进发。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下并点燃了导火索,只听轰的一声,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乱飞。随后日军故技重施,又制造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诬为炸毁铁路的凶犯。随即河本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等候在铁路爆炸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袭击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正在旅顺的本庄繁深夜11点接到报告后,立即通过电话命令第2师团向沈阳出动,并决定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向沈阳转移,同时电请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迅速增援。
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日夜晚日军就顺利地进占沈阳城。9月1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尚未到达沈阳,关东军就已把事先炮制好的署名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石印布告贴满了沈阳城。诬称事变是中国军队制造的,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
日本军部接到事变的通报后,参谋本部、陆军省首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因而决定无保留地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应关东军“增派三个师团”的请求,着手准备派兵增援。但在当天上午10时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却担心战火扩大,引起国际干涉,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将此事上奏了天皇。在此情况下,陆军省、参谋本部只得含糊地训令关东军:本着内阁会议的精神,“妥善处理”今后的军事行动。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又密电板垣:本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军部的暗中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下午,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未经内阁批准和天皇裁可,以“对关东军不能坐视不救”为由,按早已达成的谅解,独断专行地派遣第6飞行联队战斗机和侦察机各一个中队飞往中国东北,并调动所辖步兵第39混成旅团渡过鸭绿江夜抵沈阳。关东军也立即抽调兵力进攻吉林省城,促成事态进一步扩大。
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所以事件发生后,陆军高级首脑十分紧张,唯恐政府以“侵犯天皇统帅大权”为由弹劾朝鲜军司令官并拒绝拨款。但出乎陆军意料的是,鉴于驻朝日军出兵已成事实,本来与军部在控制满蒙问题上并无原则分歧的内阁大臣们在9月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了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作出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可见,内阁根本不想为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设置任何障碍。
当晚,若槻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先后将内阁会议的决定上奏天皇,并得到了天皇批准。据当时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的日记记载:“陛下曾指示首相、陆相,称政府努力不使事件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很好,望继续努力。”同时,裕仁天皇根据内阁的奏请,以“不扩大事态”为条件批准了驻朝日军的越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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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中的沈阳驻军

2014/09/15 | 胡博| 阅读次数:3015|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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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标志。事变当晚,日军对沈阳驻军发起进攻,到第二天凌晨,日军的侵略行为已经使事变无法得到和平解决。那么作为担负东北国防使命的军人,他们都是怎么应对这件事的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沈阳到底有哪些驻军吧。

位于沈阳的中国军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

其一是沈阳城,城防任务原本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承担。因张学良入驻北平,卫队随行,仅留下第2队的一个营,附以辽宁省公安总队的警察。此外机场有四个飞行队,计四十二架飞机。

其二是北大营,由独立第7旅驻防。东南500米外的旧无线电台,由卫队第2队的另两个营驻防。

其三是东大营,由东北讲武堂所属各机关、部队驻防。

位于沈阳城外的日本军队分别是步兵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第2大队。

澳门新葡亰2885,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25分,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在柳条湖附近有预谋的爆破了一段南满铁轨,随后声称是中国军队独立第7旅“三四个连”“有计划的行动”,以此作为进攻沈阳的借口。

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在“忽然遭到中国兵的射击”之后,又象征性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并在与步兵第29联队取得联系后,兵分两路,由第29联队进攻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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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营的战与撤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惊讶”地接到所属部队遭到中国军队“进攻”之后,于19日凌晨1时下发了攻击命令。而事实上,独立守备第2大队在18日深夜12时就抢先开始行动,其目标直指北大营。

位于北大营的独立第7旅官兵对于日军的进攻没有丝毫准备,他们在睡梦中纷纷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这才知道日军已经逼近营房外的铁丝网地带,并朝着己方持续射击。

坐镇北大营的原本是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但此时王旅长在沈阳家中。面对各营房负责军官的接连报告,临时担负起指挥责任的旅参谋长赵镇藩知道事态严重,急忙打电话到位于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向负责辽宁全省军事的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对办法。

荣臻的回复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荣臻还强调“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对于这道命令,赵镇藩认为“不可理喻”,他在无法联系到旅长王以哲的情况下,决定根据8月16日做出的迎击预案进行抵抗。但是赵镇藩又发现所属三个团的团长都不在营房,甚至各营的营长也大都不在。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独立第7旅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赵镇藩不得不命人联系各团外出的团、营长们迅速返回驻地,但只有第620团团长王铁汉于晚上11时赶了回来,其余团、营长皆无踪影。

日军在步步紧逼,先头部队第3中队已经从西北角冲入了第620团的营区,许多中国士兵还没来得及抵抗,便纷纷成为日军的枪下亡魂。这时候,赵镇藩再次致电荣臻,希望能把位于洮南的独立第20旅调来协防,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准抵抗”。

在“不抵抗”命令的逐层传达下,日军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扩大了西北角的“战果”,还从西面和东面突入了第619团和第621团的营区。直到此时,北大营官兵仍然在为抵抗还是不抵抗激烈的争论着。

到底怎么办?当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在19日凌晨2时许发起总攻时,赵镇藩终于决定执行另一个预案——集结部队向东山咀子撤退。由于第620团已经与日军“拈”在一起,赵镇藩就决定由该团执行阻击任务,掩护旅部、第619团和第621团撤离北大营。

王铁汉接受任务后立即与中校团附朱芝荣各领一部分部队分头组织抵抗,各连长也都纷纷率领所部士兵冲上土围子,拿起一切可以找到的武器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

日军正为攻击的顺利而欣喜万分,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军队还会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仓促间不得不后退整理,这为第620团成功掩护独立第7旅主力的撤离创造了条件。

日军并不知道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他们以为碰到了硬骨头,于是一面重新整顿战力,一面呼叫增援,并将俘获的火炮拉出营房准备射击。乘着日军准备再次发起进攻的间隙,第620团却在王铁汉的率领下分头突围,成功摆脱了日军的追击。19日凌晨5时许,独立第7旅成功撤入东大营,与东北讲武堂的官兵会合。

几乎是同一时间,位于旧无线电台的卫队第2队主力,也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向东山咀子方向撤退了。

根据独立第7旅事后统计,该旅在北大营阵亡官兵149人,失踪483人。而日军仅仅是付出了阵亡士兵2人和负伤23人的轻微代价。更甚者,日军还记录了两条随战阵亡的狗,他们不仅将这两条狗列入阵亡之列,还为它们举行了“慰灵祭”。

相比起来,在北大营阵亡的中方官兵却大都不见史料记载。其中五名军官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最先为国捐躯的军官,遗憾的是他们连姓名都没能留下。不过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日方记载,我们仍然能得知其中四位的殉难事迹。如看守军械库的一名军官,因拒绝日军要求打开库房而被杀害。又如日军冲入某营房时,有三名军官当即拿起手枪还击,但由于火力处于劣势,不幸在互射中牺牲。

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中国沈阳,北大营。

沈阳城的生与死

北大营混战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于19日凌晨0时40分开始行动,分别占领了商埠和西城墙。

负责西门守备的警察见状,急忙向城内的警察最高指挥官——辽宁全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报告,黄处长又随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边防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这时候,同样得知日军行动有异的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汝舟和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先后抵达公署并询问情况。

难道日本人真动手了?连日来不断传出日军要发起进攻的消息,使荣臻的精神瞬间紧绷起来。荣臻随即带着李、王两人一同前往东北电政监督局,一面电话联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要臧主席派外交人员前往日本驻沈阳领事馆询问究竟,一面要通北平的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该如何应对。不想张学良此时正陪伴美国驻平武官在戏院看戏,接听电话的侍卫副官长谭海说道“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军令不可违,对于已经遭到日军侵犯的北大营来电,荣臻还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情的发展似乎没有荣臻想象的那么坏,因为他很快就等来了从日本领事馆回来复命的人。来人报告说,对于日军的行动,日本领事也不清楚,领事说正在派人联系军方,并许诺五分钟后给予回复,保证日军绝不入城。

荣臻松了一口气,他觉得等到天亮就可以解决。想到这里,荣臻要求陆续前往长官公署和电报局询问情况的军政人员各回家中,等候政府解决。如果北大营真的丢了,那就暂时交给日军吧,第二天再从日军那里要回来。

不料,日军步兵第29联队在得到由辽阳连夜赶来的步兵第16联队增援后,于19日凌晨5时30分正式踏出了侵略沈阳的步伐。第29联队负责沈阳内城的占领任务,第16联队占领沈阳南面的中方各军政机构。

激烈的枪炮声,终于使荣臻等军政要员意识到日军确实发起了进攻。荣臻发现,沈阳对外的一切联络已经被切断,他只得命令可以联系到的、居住在三经路附近的几名军政人员集中在东北电政督办蒋斌的家中召开会议。

当时还能到场的有长官公署副官处长杨正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务处长朱光沐、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和蒋斌。会上,荣臻简要介绍了实际情况,并使用小型无线电发报机与北平取得联系。

张学良此时已经回到了副司令行营,他同样十分忧虑,但思之再三,还是忍痛下达了放弃沈阳的命令。根据当事人杨正治的回忆,命令是这样说的,“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从‘国联’处理”。

屋内众人都默不作声,荣臻见状,知道自己是沈阳的最高负责人,众人这是在等待他的命令。经过短暂的艰难考虑,荣臻终于决定放弃沈阳,他一面派人联系沈阳城内的各军政要员,要他们自行想办法前往北平报到,一面命令在场的旅长王以哲返回北大营指挥突围。

荣臻的命令下的晚了,北大营驻军已经根据赵镇藩的命令突围而出,王以哲则因为座车被日军抢夺而化装前往东山咀子寻找部队。至于荣臻、杨正治等人,则纷纷换上便服寻机离开沈阳。

除了集中在蒋斌家中的军方人员外,辽宁省政府也云集了一部分军政人员。省主席臧式毅得知荣臻已经化装离开沈阳的消息后,主张“向日军作交代”,他这是准备附日了。臧氏命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汝舟和省府秘书长赵鹏前往长官公署等待日军到来。不想日军已经占领该地,并将卫队的一个营全部缴械。李汝舟随即返家,换上便服后出了城。

警务处长黄显声不愿坐以待毙,他命令沈阳警察开始抵抗。但各分局的警察已经被日军冲散,许多警察甚至为了维持城内秩序而被日军杀害。黄显声见大势已去,被迫命令城内警察由各分局局长指挥,分路出城向锦州集中,他本人则经过化装脱离险境。

和这些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离开沈阳的军方人员相比,更多的是事后得知、或毫不知情的军警人员。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被日军杀害,这其中甚至还有高级军官。

时任东北讲武堂上校战术教官的郑锦堂在日军登上沈阳城墙时就有不祥的预感。在得知日本领事许诺日军不会入城后,他仍嘱咐家属整理行囊,准备天亮后将家属迁回老家滦县。

日军侵入沈阳时,有两名日军士兵闯入郑家。其中一人用刺刀刺伤郑锦堂的哥哥,另一名士兵将郑妻“拨倒在地”后径直冲向里屋。郑锦堂察觉情况不秒,正准备从枕头下取出手枪自卫,没想日军士兵抢先一步,对着郑的腹部连刺两刀,随后扬长而去。郑锦堂受此重伤,只得斜躺在床上喘息,两个躺在炕上的幼子因受到惊吓而哇哇大哭。郑锦堂见状,在嘱咐妻子“不怕,不怕,快哄哄小孩,不要怕”之后,即因伤势过重而亡。这是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中第一位殉难的上校军官。

韩云鹏,时任东北边防军训练委员会少将参事。日军入城时,韩云鹏根本就没有接到撤出沈阳的命令,为保护家小,他决定前往由德国人开设的凌格饭店暂避。他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同盟国,在德国人的地盘肯定安全。

韩云鹏拖着家小坐上黑色小轿车,不一会儿就抵达目的地。当韩云鹏跨进饭店大门时,他的姨太太却突然叫了起来,原来一只祖传金手镯被遗忘在家中。韩云鹏抵不过姨太太的哭闹决定冒险返家取回首饰。

他重新走出饭店并进入轿车,但车子还没发动,日军士兵就已出现。韩云鹏见日军挡路,便探出头去呵斥。可日军士兵怎么会搭理这个身着便服的“平民”呢?不等韩氏话闭,日军就对车内一阵乱射,韩云鹏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他虽然很快就得到沈阳红十字会的救治,但终因伤势过重而停止了呼吸。这是事变后第一位殉难的中方现役将军。或许由于他并不是作战时死亡,或许是他的死令人难以启齿,这位少将以及之前提到的上校郑锦堂从不见于任何战史着述中,我们只能通过查得原始档案来还原出他们遇难时的经历。

9月19日上午6时25分,日军宣布占领沈阳。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机场、兵工厂等设施装备,尽数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这是沈阳城以北3公里处的一座军营,规模巨大。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扎于此。此时此刻,熄灯已经很久了,营区的士兵们纷纷进入了梦乡。

东大营的守与走

与北大营和沈阳城相比,东大营要相对安全的多。当东大营的东北讲武堂师生听到不远之外的枪炮声时,有风趣的士兵还开玩笑的说这是“东小街在娶寡妇”。

对于沈阳方面的不正常情况,作为讲武堂的总值星官——训练处长高胜岳却不做任何应对之策,或许他判断这一定是日军的又一次无谓的挑衅吧。高胜岳命令在校教职学员等人各自返回营房休息。这一情况直到独立第7旅的抵达,才发生了变化。

高胜岳紧张了,因为他从独7旅的官兵口中得知日军已经占领了北大营,那么沈阳城的情况又如何呢?高胜岳终于在19日上午6时许,派出了十几名骑兵前往侦察。骑兵行至中途,又碰到了从旧无线电台撤过来的卫队第2队主力,得知日军正向东大营方向开进,他们急忙返校复命。

日本人要过来了,沈阳已经沦陷了,如此种种,终于使位于东大营的官兵炸开了锅。我们该怎么办?到底打还是不打?在此危急情况下,原本故作镇定的高胜岳竟然不置可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真正应该承担起指挥之责的讲武堂副监兼教育长周濂已经失去了联系。

性急的学员们见上面不表态,便自行组织砸开库房取出枪支,全副武装的准备和日军拼一下。而撤抵东大营的独立第7旅和卫队第2队的官兵也纷纷高喊着要一雪前耻,大有与日军大打一通的架势。而此时,日军已经调集了步兵第29联队主力、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5大队、第6大队等部向东大营推进。

那么由谁来统一指挥呢?三方面各自的负责人——讲武堂训练处长高胜岳、独立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卫队第2队队长汲绍纲,级别相当,都不愿受他人指挥。最终,三方协同作战不成,决定各找出路。讲武堂一路由高胜岳带队,向辉山转移;独立第7旅由赵镇藩带队,向山城镇转移;卫队第2队由汲绍纲带队,向新宾转移。

三路人马就这样放弃了东大营。其中独7旅和卫2队的撤退相对顺利,而讲武堂这一路却发生了波折,原因是带队的高胜岳竟然在中途声称自己的大腿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伤,擅自跑回沈阳去了。一时间群龙无首,讲武堂的教职员们想起了颇有威望的教务处处长王静轩。

王静轩当时正位于沈阳大北门外以东路的家中,当他看到讲武堂推选的代表请求自己临危受命时,当即决定承担起这个重担。他不顾家小有陷于日军之手的危险,毅然带着代表们前往东山咀子与讲武堂师生汇合。众人随后在王氏的统一指挥下继续向柳河转移,顺利摆脱了日军的追击。

日方事后记载,“东大营有步兵炮兵研究班,但这些部队均无战意,而且无人统帅,所以不加抵抗便溃逃而去”。9月19日上午11时40分,日军兵不血刃的占领东大营。至此,沈阳地区全部沦陷于日军之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多次试图与日本政府协商和平解决,希望恢复事变之前的双方态势。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却寻找各种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与关东军磋商,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避而不见,进而发展为拒绝谈判,沈阳再无可能回到国民政府手中。

14年后的1945年9月6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所属部队光复沈阳。10月10日,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宣告成立。沈阳,这坐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这坐作为奉系军阀政治军事中心所在的城市,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手中。

然而,大营以北的野地里,一支穿着土黄军装的外国军队已经展开了攻击队形。

他们是日军满铁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其任务是在柳条湖铁路发生爆炸后,立刻向北大营发起进攻。

为了确保突袭能够奏效,这个大队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不但进行了多次模拟演习,甚至还偷偷运来了两门重炮进行火力支援。

在他们身后,驻沈阳附近日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29联队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将从驻地连夜出击,在北大营战斗打响后,立即攻击沈阳城。

而更远处,驻辽阳的日军第16联队、驻长春的第4联队、驻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驻旅顺的重炮大队,甚至驻朝鲜的日军部队,也几乎全部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的任务是北大营打响后,迅速抢占中国东北要地。

……

一切都从北大营开始,一切都从87年前那个夜晚开始。中华民族已被人按在了砧板上,最危险的时刻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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